如果回顧過去30幾年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看到很明顯的一個特征，就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定在長期增長，遠比短期宏觀經濟穩定和均衡更為重要。這和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相關聯，過去我們希望經濟快速增長，預示趕超戰略、經濟總量的擴張政策是宏觀政策考慮的主要問題。

但是金融危機以后，我們發現這種經濟政策已經帶來了很多不足。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力度不斷加大，調控方式不斷更新，但是似乎效果非常有限。根本問題就是長期增長導向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可能對短期穩定和短期宏觀管理方面不適應。

過去我們宏觀調控的基本傾向是在工業化為主要動力來源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對GDP有高依賴的偏好，希望增長速度越快越好。在這種情況下，提升增長就高度依賴投資，其中在最高的年份投資占了45%。與此同時，由于著重鼓勵投資，不怎么鼓勵消費，于是出現投資和消費政策的不一致性。而投資主體更多是國有或者國有控股的國有企業，更多是政府主導，這構成中國經濟過去增長的奧妙，同時也帶來新的弊端。

為了獲得GDP高速增長，投資驅動一定要有一個需求配合，這就是外需。所以出口增長和貿易順差成為中國經濟內在不得不追求的目標：吸引外資流入，同時鼓勵出口。然后為了順應國際收支順差的要求，匯率和資本帳戶制度需要有某種安排，就是匯率在低水平固定，然后資本帳戶開放。這是宏觀政策安排的一個必然的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制度這么安排，意味著政策層面傾向于用扭曲市場機制的辦法來取代市場競爭作用。政策組合往往是以非市場化的、具有結構效應的財政政策為主導，輔助性的貨幣政策也是以非市場化的數量型工具為主。這樣逐漸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出現了滿足信貸驅動投資增加的模式，與此相關的就是與高投資相對應的，中國企業的高負債率。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負債率都非常高，這個高杠桿就意味著高風險，一旦經濟運行出現困難，會使金融困難。我們說去庫存、去產能、去僵尸企業，如果這些和去杠桿同時循環起來，可能（經濟）局面更加嚴重。從這個意義上說需要對宏觀政策進行重新調整、安排。

人民幣加入SDR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寓意很深，意味著中國經濟，不僅是實體經濟，中國金融也開始全面融入世界?，F階段中國經濟進入工業化中后期，意味著過去經濟趕超戰略在部分實現以后，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定位可能需要發生某種改變。這時候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僅僅是要考慮能否創造出更多的產出，更重要的是要考慮經濟增長的成本與質量，應更加關注增長結果轉化為家庭消費的增長和社會福利的提高。

金融危機到現在八年了，但是今年的狀況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世界經濟依然在艱難之中，也就是長期停滯。請注意中國經濟工作會議時的表述，他們說新常態，什么是新常態？是世界經濟長周期，中國經濟階段變化交互作用的結果。如果世界經濟出現一個長周期，意味著總需求不會出現急劇的V型翻轉。而我們知道長期以來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中國對出口依賴非常高，曾經一度進出口貿易占GDP30%。如果世界經濟需求不夠，意味著我們出口是艱難的，中國很多產能是為出口服務的，世界經濟需求不夠，意味著產能過剩是絕對的。2010年中國出口增速是30%，從那以來就不斷下降，去年出口已經負增長，五年內變成負增長。如果世界經濟短期不會好轉，總需求短期之內不會V型翻轉，就意味著產能過剩就是絕對的。

在這個再平衡的情況下，我們國家面臨嚴重的去產能和去杠桿的壓力。如果這兩個東西交錯在一塊，就會加大短期宏觀經濟增長的難度。

但是，我們也是有余地的。最重要的余地是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和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人口結構正在朝老齡化方向走，這當然是一個壞消息，但同時也是一個好消息。從2012年開始中國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勞動力每年下降300萬，這意味著就業問題不像過去壓力那么大了。更何況在過去五年中間中國產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服務業成為最大的部門，占GDP的比重超過50%，服務業又有較高的就業吸納能力。2010年單位GDP增長能創造120萬個就業機會，而到目前為止單位GDP增長帶來將近200萬就業機會。我們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每年能創造一千萬個就業機會，中國經濟就能滿足充分就業。而現在的就業彈性表明，大概超過6%的經濟增長速度就能保證一千萬個就業機會，因為去年經濟增長6.9%，新增就業1300萬。這個變化為經濟政策框架帶來了引領性的變化。2008年金融危機為什么要有四萬億？說要保增長，其實保增長就是保就業，為了社會穩定。如果說過去要高增長是為了就業，那么現在結構發生的變化，意味著我們不需要更高的速度，這就提高了宏觀經濟政策對GDP增長下降的容忍程度，可以創造新的空間來考慮宏觀經濟均衡的問題。

這個均衡在十二五期間已經說的很清楚，無外乎就是兩句話，產業結構從制造業為主，轉向服務業；總需求由依賴外需，轉向更多依賴內需。在過去五年中間我們也注意到這樣一個變化，一方面服務業在整個產業結構中間占據主導地位，同時消費增長也在擴張，消費已經開始超過50%。而世界經濟再平衡過程和國際市場條件的變化，使得我國傳統非均衡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這個現實變化和我們的歷史需求表明國內經濟再平衡的過程全面啟動，也帶動了國內總供給結構和總需求結構的變化。

與此適應的，過去與出口配套的產能和為投資配套的產能就成為產能過剩，必須要進行淘汰，這個過程就出現了短期的創造性破壞，這個回落可以承受，但是不要帶來其他問題。比如說去產能不僅是經濟的回落而且有可能增加金融風險。由于去產能，一定會有去雇員，去雇員會不會導致就業和社會方面的問題，這都是在宏觀框架下要充分考慮的。

這個考慮現在非常急迫，因為我們發現這種去產能、去杠桿是不得不為之，而且必須為之。其原因就是通貨緊縮。中國的CPI從去年開始回到“2”時代，按照統計學意義，如果CPI維持在1%、2%左右，經濟就進入通縮。而中國PPI（注：生產價格指數，是衡量工業企業產品出廠價格變動趨勢和變動程度的指數，是反映某一時期生產領域價格變動情況的重要經濟指標）連續46個月為負，今年轉正的可能性還不存在。某種意義上去產能必須要做，如果不去產能，僵尸企業停在那，一旦溫度適宜產能又重新投入，然后價格下跌，PPI往下走，企業盈利狀況大大惡化，現金流困難，債務問題更加突出，情況會更加惡化。所以現在不僅是去庫存、去產能，而且要去僵尸，就是在資產負債表上把它徹底去掉。這意味著必須有大規模的安排，才能實質性的在物理形態上消除產能。

為什么說通貨緊縮造成我們宏觀經濟調控框架和宏觀政策框架改革這么迫切？因為在高杠桿的情況下，經濟通貨緊縮就會出現債務通縮的循環，而這個循環會削弱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即使有大量貨幣補充在經濟體里，也不會發生有意義的辦法。今年1月份如此大規模的信貸刺激安排，但我們經濟似乎并沒有有效的反應。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杠桿還在提高，通縮還在加劇，金融脆弱性就會顯著提高，自然而然金融的穩定就會變成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如果觀察一下過去的宏觀經濟政策安排，我們會看到防范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新目標被提了出來，這是宏觀經濟金融穩定的目標。這表明在通縮債務的沖擊下，金融脆弱性顯著提高，穩定性的要求被提出來了。我們認為在供給側調整過程中的中國經濟，金融失衡、泡沫破裂，會成為一個可能的現象。

人民幣加入SDR所引導的金融大開放，使得我國金融體系全方位暴露在國際金融沖擊之下。缺乏一個有深度和廣度的國內金融市場會放大內生金融風險和外生國際金融沖擊的影響，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全方位暴露在國際金融體系的各種各樣風險之下。

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需要重構。這個重構的定位是不僅僅應對短期宏觀經濟和金融問題，而且要指向長期更加均衡、更加市場化、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可能出現的宏觀經濟波動與風險。

因此，我們認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調整的戰略定位應該包括以下三個層次：

從短期來說，應對已經顯露的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提升和強化維持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能力。

從中期來說，應對在較長時間持續存在的結構調整、去庫存、去產能以及去杠桿等問題，提升應對這些問題相互疊加后可能產生的負面沖擊，應對大調整、大變革和大開放戰略可能帶來的創造性破壞效應。

從長期來看，指向未來將會出現的均衡、開放和市場化的經濟體系，構建高效的、可持續的和動態一致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和政策框架，尤其是宏觀調控體制。

我們的建議是，政策目標定位應該是把物價穩定、金融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顯性目標，換言之，如果你把國際收支平衡目標引入的話，你會發現在四大目標中的順序和權重都會發生變化。

在這個定位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對分工與定位，財政政策應該減少對市場主導型結構調整路徑的直接介入，更多針對結構調整期必然出現的短期陣痛。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穩定實現應更多依靠貨幣政策。在這樣的分工下，要關注調控方式和傳導機制。宏觀經濟政策應該遵循市場化、可預期的操作模式，避免自身成為宏觀經濟和金融波動的來源。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圍繞市場機制作用方向去傳導其意圖和影響。

如果是這種框架的話，應對短期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是短期問題，這個短期問題更加急迫而更加重要。如果任由宏觀經濟和金融形勢持續惡化，甚至演變為全面動蕩和危機，那么所有中長期調整都變得毫無意義。建議把杠桿先支住加快去產能，從更長期來看，需要重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突破口，最重要的是考慮到數量型貨幣政策效率已經如此微弱，就要轉變成價格政策，價格政策最重要是利率，利率體系建設就變得非常重要。我們建議轉變國債發行模式推動債券市場大發展。為了宏觀經濟穩定可能財政赤字會加大，但很多正常市場經濟國家，赤字是經常性的，赤字是宏觀調控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