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講話中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決定的。”我國“十四五”發展時期正好與邁向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相交織，這種新的“三期疊加”既賦予了“十四五”不平凡的發展使命與發展任務，也對“十四五”的發展形態、發展方式、發展格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科學認識和把握當代中國的新發展大邏輯，對于我們實現“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意義極為重大。

　　新發展階段：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

　　中國社會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當時的社會主義由于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鄧小平曾明確講這一階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態、一成不變、停滯不前的階段，也不是一個自發、被動、不用費多大氣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過的階段，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而是一個動態、積極有為、始終洋溢著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

　　中國社會經過近70年的發展，經濟社會發展跨上了一個又一個大臺階。2000年經濟總量突破10萬億元大關，超過意大利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2010年突破40萬億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總量連續跨越70萬億元、80萬億元和90萬億元大關，2020年穩穩突破100萬億元，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在新冠肺炎疫情尚在肆虐背景下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除此之外，中國已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服務貿易第二大國、使用外資第二大國、對外投資第二大國等。中國“十三五”時期的發展更是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的大臺階。在脫貧攻堅方面，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困擾中國社會幾千年的貧困問題得到了根本性的解決；在民生福祉方面，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近10億人。所有這一切標志著中國社會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圓滿實現，標志著中國社會擁有了開啟新征程、實現新的更高目標的雄厚物質基礎，標志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斗，中國社會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講：“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同時是其中經過幾十年積累、站到了新的起點上的一個階段。”

　　進入新發展階段是對我國“十四五”時期乃至更長一段時間發展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這既是我國長期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成果在社會發展階段上的客觀體現，也是即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客觀要求。毛澤東當年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最后勝利、新中國即將成立前夕講過一句話：“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今天從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到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跨越，面臨的境遇何其相似。全面小康建成了，不再需要啃脫貧攻堅的硬骨頭了，但是“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成為我們的硬任務。完成不了這個硬任務，基本實現現代化就不能算做到。

　　怎么辦？要順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這新特征新要求體現在發展階段上，就是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更是集中體現在發展質量上。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本身就是發展質量不高的表現。在新發展階段不能忽視量的增長，但更要重視解決質的問題，在質的大幅提升中實現量的有效增長。我們要下大力氣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實現經濟發展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高，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發展的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的要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輕言跨越，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不思跨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基本實現現代化進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那時更高的社會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一定會到來。我們要有這樣的雄心壯志，我們也有這樣的雄心壯志。

　　新發展理念：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指導原則

　　新發展理念來自當代中國發展實踐的總結，又引領著當代中國發展實踐的深化。作為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新發展理念科學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不僅推動了當代中國發展的深刻變革，更重構了21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邏輯。

　　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但是發展本身不是也不能成為目的，發展必有其價值指向。價值指向不同，發展結果迥異。對中國社會來說，發展是硬道理，為人民發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中國社會的發展既不能是“為發展而發展”，更不能是“為少數人發展”，發展過程一定要人人能參與、人人都盡力，發展成果一定要人人皆有份、人人可享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既是我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新發展理念的‘根’和‘魂’。”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更進一步明確和重申了當代中國發展的價值指向與價值訴求。

　　我們要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那樣，從根本宗旨把握新發展理念。把人民群眾的所思所想所盼作為發展的重心所在，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作為我們奮斗的最高目標，讓中國社會的發展成果真正轉化成為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中國社會所有的發展都是圍繞人民群眾展開，所有的發展都是致力于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創新發展是為了給人民群眾創造更高水平、更有質量的生活，協調發展是為了讓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民群眾都能與整個國家的發展保持大體同步，綠色發展是通過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回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開放發展讓人民群眾在更大范圍內、在更高水平上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巨大紅利，共享發展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在發展領域的展開，讓中國社會的發展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真正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中“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要求。

　　我們要從問題導向把握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不僅著眼于解決為什么發展的問題，更致力于解決如何發展的問題。發展不能想當然，必須遵循經濟規律、自然規律、社會規律等發展規律。新發展理念充分體現了當代中國社會從“發展起來前”到“發展起來后”，從大國邁向強國的新發展階段對發展規律的科學遵循，體現了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背景下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的發展自覺。通過創新激發動力、協調實現平衡、綠色修復生態、開放推動合作、共享凝聚人心，當代中國的發展就會越走越穩健、越走越健康、越走越高質量。

　　我們要從憂患意識把握新發展理念。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狂風暴雨、驚濤駭浪會迎面而來，我們必須隨時準備應對更加復雜困難的局面。不論是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問題，解決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的問題，堅持系統觀念的原則等等，都可看作是堅持憂患意識在新發展階段對新發展理念的創造性堅持和創新性運用。我們要辯證處理發展與安全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堅持全國一盤棋，堅持發展的前瞻性、全局性、戰略性、整體性，為在新階段實現新發展確立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新發展格局：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的一項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任務”。隨著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變化，加快形成和構建新發展格局，客觀上成為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這是對我國客觀經濟規律和發展趨勢的正確把握，是掌握發展主動權的先手棋。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加入國際大循環，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形成“世界工廠”發展模式，這對我國快速提升經濟實力、改善人民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幾年來，隨著全球政治經濟環境變化，逆全球化趨勢加劇，一些國家大搞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把產業鏈、供應鏈政治化，傳統國際循環明顯弱化，國際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加之像重大疫情、氣候變化等自然因素所帶來的風險危機更是加劇了國際間的信任赤字和發展赤字。在這種情況下，把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更多依靠國內市場實現經濟發展，就成為大國經濟安全的必然選擇。對于大國的發展來講，國內大循環解決的是基礎性根本性的問題，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有充分條件的。我國有14億多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突破1萬美元，其中還有4億中等收入人口，絕對規模世界最大，居民消費正處在優化升級期，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具有巨大增長空間。把國內市場充分發掘出來，把內需真正釋放出來，就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同時，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有實踐基礎的。事實上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濟已經在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比如，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已經由2007年時大約10%下降到2019年的1%左右，外貿依存度已經由過去的60%以上下降到30%上下，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90%以上，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資格與底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這一點在高科技領域尤為明顯。實踐反復告訴我們，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只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才能把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因此，構建新發展格局并不是放棄開放合作，高水平對外開放與高水平自力更生是相輔相成的。具備強大的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和穩固的基本盤，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也將持續上升，同世界經濟的聯系會更加緊密，為其他國家提供的市場機會將更加廣闊，會成為吸引國際商品和要素資源的巨大引力場，國際循環也會相應擴大起來；有了“殺手锏”，不怕“卡脖子”，增強我們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才能真正贏得國際社會持續可靠平等的合作。這是我國在新發展階段堅持自力更生與開放合作的實踐辯證法。

　　〔作者:辛 鳴，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