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實體經濟為主體制造業為重心

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第二十屆中國百貨零售業年會暨商業創新峰會上的講話

（黃奇帆  2023年3月29日）

3月29日上午，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出席第二十屆中國百貨零售業年會暨商業創新峰會，并發表題為《以實體經濟為主體制造業為重心 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旨演講。

很高興來參加中國百貨商業協會召開的20周年年會，利用這個機會，就我們國家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個議題講三點意見。

一、堅持以實體經濟為主體，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的產業經濟要以實體經濟為主體，制造業為重心，這個“重”是輕重的重，“重心”兩個字用的非常好。我們都知道不倒翁有一個重心，只要重心擺的好，不倒翁不管你怎么推，總會趨于平衡趨于穩定。制造業作為我們國民經濟的重心，它具有五個方面的意義。第一，只有制造業的發展才會帶動更多的就業；第二，制造業的發展是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的增長級；第三，制造業的發展是科研開發的基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科研創新的體系是和制造業的基礎聯系在一起的，如果沒有制造業基礎，就是搞創新也是虛無縹渺的；第四，制造業的發展是國家全面小康的一個基石；第五，制造業的發展是國家軍事力量、軍事裝備強盛的基礎，國家安全的基礎。黨的二十大強調，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制造業是工業的軀干、經濟的基礎、民生的保障，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是我國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一環。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制造業發展存在兩個突出問題。

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來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落。一是制造業比重下降速度過快。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時達到32.5%的峰值，并且自2011年開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26.3%，9年時間下降了5.8個百分點。美國現在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11.5%，它是從比重占40%降到11.5%的，差不多60年降了近30個點，每10年拐3-4個點。歐盟從比重占38%降到15%，也差不多用了50年時間。與這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制造業比重從達峰到下滑，幅度明顯更大、速度明顯更快。二是制造業的比重叫未富先衰。全球主要工業國家如美、德、日、法、意、英、韓等，制造業比重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都是在邁入發達國家、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后發生的。世界發達國家的制造業一般都是在GDP達到15000美元成了富裕發達的階段，GDP中的第三產業服務業加快發展、規模擴大，制造業比重開始向下降。我們2011年人均GDP才4000美元，還處在中等收入偏下的階段，所以未富先衰。

三是制造業的比重叫未強先衰。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一般到37-40%達峰，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比到40%開始拐點，歐洲到38%開始拐點，日本到37%開始拐點，我們到了33%就拐點了，叫未強先衰。

另一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比較，中國制造業在品種和質量上還存在多方面不足。主要體現在：一是高端高質產品不足。很多產品屬于低端低質，在性能、可靠性、壽命、良品率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往往處于價值鏈的低端環節。二是同質化競爭嚴重，細分市場的開發不足。同一制造業門類從業企業數量眾多，但缺乏專業化基礎上的分工協作，容易陷入同質競爭。一旦哪個行業處于風口，大量制造業企業往往一擁而上，搞低水平重復，最后形成惡性競爭、產能過剩。三是關鍵技術被卡脖子。制造業許多關鍵環節中的核心技術我們沒有掌握、受制于人，很多產業鏈容易被人一劍封喉。四是缺乏引領國際的高端品牌。中國的制造業體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應的市場渠道優勢。一個品牌往往需要十幾年時間的專一專精才能得到市場認可，建立起暢通有效的營銷渠道，而中國每年工商注冊了上千萬家企業，很大一部分都在五年內倒閉或者轉行了。數據表明，美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8年，日本是12年，相比之下，中國中小企業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3年，自然難以建立起品牌效應。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高瞻遠矚的深刻的指出，中國的經濟出現了三個脫實就虛。一是房地產業脫實就虛。由于房地產過分的發展，14億人中9億城市居民每1萬人1個公司，全國有9萬個房地產公司，工農兵學商不搞房地產的公司就是沒效益的公司，中國9萬個房地產公司比全世界180個國家房地產公司數量的總和還要多。二是金融業脫實就虛。我們金融業增加值一度占GDP的比例8-9%，全世界金融業平均占GDP比重4-5%。美國是全球金融業，其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也就5-6%，只要到8%就會引發一場金融危機。2007年美國金融業占美國GDP7.9%，就發生了房地產次貸危機，從而引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崩盤崩掉幾萬億美元，金融業萎縮又回到5-6%。我們金融業占比過高，以至于我們金融的利潤至少額外多了3個點，100萬億GDP的3個點就是3萬億，如果給制造業、實體工業，實體經濟的利潤不就多了3萬億。從這個意義上講，金融業脫實就虛利息過高，融資難、融資貴造成實體制造業邊緣化。三是互聯網脫實就虛。互聯網發展的非常快非常猛，但是中國互聯網都圍繞著消費互聯網發展的。前20家上市的互聯網公司幾乎都是消費互聯網跟我們百貨店、實體店搶生意，跟老百姓做消費類的服務。美國前20位的互聯網公司90%也就有18家都是工業互聯網、制造業的互聯網、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的互聯網公司。互聯網最早是歐美發明的，但是人家都在發展的是實體產業的互聯網，我們鋪天蓋地都是消費互聯網，把實體店至少30%的實體店搞的空空蕩蕩沒有生意做。這三個方面的脫實就虛沖擊了我們的制造業。

“十四五到2035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深入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基本判斷：一是國家在經濟發展進入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制造業占比會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地過快過早，至少應該等到整個國家人均GDP超過1.5萬美元后，再逐步下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這一標準就出現了制造業比重下降的現象，接下來要著力延緩下降的趨勢。二是相對于中國的國情而言，制造業占比不宜過低。無論如何制造業比重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再加上10%左右的采礦業、電熱氣水和建筑業，整個第二產業在2035年前應該保持在35%以上，在2050年前保持在30%以上，不能走美國等國家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不足18%的極端。三是在制造業占GDP比重達峰并開始逐漸下降時，為保持工業發展的勢頭，務必加大研發投入，使創新能力成為工業制造業的第一動力。就一個國家和地區來說，保持研發投入超過制造業產值的3%-4%、保持“0到1”基礎研究創新投入占總研發投入的20%以上、保持制造業創新領先的獨角獸企業占資本市場市值的30%以上，是制造強國的標志現象。四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伴隨著一定比例的生產性服務業，在制造業占GDP比重逐漸下降過程中，一方面制造品中的相關的服務業占比逐漸加大到30%-60%；伴隨制造業的生產性服務業的比重逐漸加大到制造業增加值的50%-60%。當這四方面條件都已經滿足后，與制造業+采礦業+建筑業+生產性服務業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實體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將達到50%。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中國從制造大國轉變為制造強國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十四五到2035年”期間一定要讓中國的制造業保持在25%以上，絕不能再發生過七、八年又掉五、六個點，就會掉到20%以下，到2040年中國制造業可能就只剩12-13%，從這個意義上“十四五到2035年”提出了這個強烈的約束性的指標要求。上海上世紀90年代制造業曾經占上海GDP的40%，老工業這個比例也很高。到了2020年已經降到20%，當時的李強書記在上海制定“十四五到2035年”規劃綱要的時候說過很深刻的話，在“十四五到2035年”期間上海的制造業比重不能掉到20%以下，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年上海制造業到去年回升了2個點。總體來說，實體經濟為主體制造業為重心，一個重要的命題就是讓制造業保持在25%以上，GDP規模大了制造業再反向的拉上去很難，但保持25%以上的比重是一個戰略性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內在要求。

同時，在服務業系統里面也有一個實體經濟的要求。中國式的現代化，以實體經濟為主體制造業為重心，對生產性服務業也有較高的要求。什么叫生產性服務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分類大體上有十類，范圍包括為生產活動提供的研發設計與其他技術服務，貨物運輸、通用航空生產、倉儲和郵政快遞服務，信息服務，金融服務，節能與環保服務，生產性租賃服務，商務服務，人力資源管理與職業教育培訓服務，批發與貿易經紀代理服務，生產性支持服務。去年我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是52.8%，其中生活性服務業占比70%，占GDP的比重近40%，比重過高；只有30%是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15%，比重過低。在歐美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里面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的的比重一般都在50%，多的甚至占整個服務業的70%。比如美國的制造業只有十一點幾，非制造業的工業有六點幾，加在一起18%，農業有2%，剩下的80%都是服務業，這80%的服務業里面有70%是生產性服務業，跟老百姓生活消費關聯的服務業只占30%。美國的制造業占比很低，但是他們的生產性服務業比重很大。全世界生產的許多產品，都受美國生產性服務業的影響和管制。在產品制造中，生產性服務業中的研究開發、標準管理、專利等等都成為制造品的成本鑲嵌在制造品的價值中。現在一個高端的產品比如一個筆記本電腦、一個手機如果賣1萬元，里面5000-6000元是服務價值鑲嵌在里面，是生產性服務業的價值，真正的硬件制造只占百分之四五十。一個地方生產性服務業很低，如果說制造業規模很大，那么他的產品要么是中低端附加值不高的，盡管規模很大賣的利潤效益也不會那么高；如果生產出的產品賣得很高的價格，一定是外國的生產性服務業輸出到這個國家生產的體系之中，最終就像蘋果在中國造了一億多個手機，賣了2000億美元，銷售利潤很高達40%，有800億美元的利潤。在這800億美元利潤中，有600億美元歸蘋果公司，占利潤的80%；只有200億美元歸上千個零部件及代工總裝廠，占利潤的20%，是2000億美元銷售額的10%，也算很好了。一般工業企業利潤占銷售額的6-7%，所以全世界的工廠都愿意為蘋果打工，因為他有10%的銷售利潤率。蘋果憑什么既沒有流動資金也沒有固定資產投資，也不生產一個零部件，也不搞總裝廠，最后他能拿到四分之三的利潤，是因為整個蘋果手機的專利、軟件、操作系統或者各方面的服務、標準都是蘋果的，蘋果是整個蘋果手機生產制造的奠基者。

我講這段就是表示生產性服務業十分重要，對我們來說按照中央實體經濟為主體制造業為重心的要求，就是要補上兩個短板。一是遏制住制造業占國民經濟比重下降過快的勢頭，守住25%底線，力爭到26%、27%、28%，并且直到2050年都要守住，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制造業比美國制造業比重高他一倍。二是生產性服務業要加大，從現在占GDP 15%左右的比重上升到30%，這樣如果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是60%，那么一半是生產性服務業，一半是生活性服務業。包括互聯網公司也應該更多的向產業互聯網、工業互聯網、數字經濟的發明創造及人工智能的技術研發上下功夫，而不是跟實體店搶生意。

二、進一步發揮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用銷地產、產地銷的功能吸引更多外國公司來中國投資布局

中國現在是全世界超大規模加單一結構的市場。說他超大規模是因為中國擁有14億人，人多市場會大這是一般的道理，但是也不一定。1980年的時候中國GDP2000億美元，這個規模只是全球GDP的1%，相當于歐洲的小國家荷蘭那么大。那時候中國有10億人口也是世界最大規模的一個人群，當時全球人口60億，我們10億人占六分之一，人均GDP只有200美元，并不構成全球超大規模市場。在改革開放最初的20年，中國的字典里面不管是新聞宣傳或者是各種論點里面從來不說中國是世界超大規模的市場。我們的人口紅利往往是這么表述的，就是有無限供給的低成本的廉價勞動力。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構成了我們的人口紅利，加上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再加上全球化紅利，推動了中國幾十年來快速發展。到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中國每年的進出口貿易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增加值連續12年位列世界第一，500 種主要工業品中 40% 以上產品的產量世界第一。四十年中國經濟從2000億美元變成現在的18萬億美元，漲了90倍。近幾年中國的人均 GDP 接近并超過了全球1.1萬美元人均 GDP，中國的人口紅利才真正構成了全球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產生了規模效應。如果某一類產品中國無法自給，要靠進口，就會產生全球近20% 人口的市場需求；如果某一類產品中國自己自給自足，就相當于覆蓋了全球近20%人口的市場份額，再加上一部分產品出口海外，假設出口份額占到全球 10%，就等于中國供給了全球的30%。基于此，我們可以非常客觀地說，當今中國的人口紅利，在繼續保持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已經更多地轉變為規模優勢，成為中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的核心優勢之一。

單一結構市場是指法律體系統一、稅務體系統一、商業規則統一、語言文化統一的市場。中國就是典型的單一市場，遵守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體系，漢族人口在中國人口民族結構中占主體地位，占中國總人口的 91.11%，各民族和諧穩定均衡發展，漢語作為官方語言全國通用，商業規則、市場環境大體上是一致的。

與此同時，全球也有很多國家雖然體量不小，但并非單一市場，比如印度。印度說起來是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但實際上可以說是一個碎片化的市場。印度自稱聯邦制國家，每個邦擁有較大自治權，在憲法之外還有各自的法律體系和商業規則，各邦之間要素、商品的流動面臨重重壁壘；印度有100多個生活習慣各不相同的民族，其中人數最多的印度斯坦族也僅占總人口的46%；印度的宗教信仰種類繁多，包括印度教、伊斯蘭教、錫克教、耆那教、天主教、佛教等，各個宗教之間關系錯綜復雜；印度還通用多種語言，僅官方通用語言就多達22種，有121種語言的使用人口都在1萬人以上。此外，印度還殘存著等級森嚴的種姓制度的影子，將人分為五等，不同等級的人群之間也不是統一的市場。可以說，印度是由若干個大大小小的“碎片式”的市場構成的。

對類似印度那樣的“碎片化”、“散裝”市場，跨國公司每進入一處都要重新進行開拓，會帶來額外的成本；而單一市場意味著一家企業如果探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商業模式，就可以在不進行大量額外投入的情況下對整個市場進行平移復制，與一個個“碎片化”或“散裝”市場相比，自然能夠大幅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中國超大規模單一結構的市場給我們帶來了6種成本下降的紅利。人們常常有一個傳統觀念，就是中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就在于勞動力成本低廉。這是沒錯的，但是實際上勞動力成本在制造業總成本中的占比一般就在 10%—15% 左右，勞動力成本高一點低一點只能影響總成本幾個百分點。盡管勞動力成本在部分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加工中，可能會占到 40% 左右，但是在大部分的裝備工業、耐用消費品工業和重工業等制造業中，因為原材料成本較高，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投資較重，勞動力成本的比重并不很高。而一旦形成規模效應，就能夠大幅攤薄制造業的六項成本。一是研發成本，隨著產品產量的增加，均攤到每一件產品上的科研成本就會大幅下降，企業也就能投入更多資金進行原始創新、科研開發。二是固定資產投資成本，生產制造需要投入廠房、生產線、設備等固定成本，產量規模越大單位成本就越低。三是采購成本，無論是商品、材料、部件，采購的批量越大，打折降價的系數越大，采購成本也就越低。四是人力成本，一旦形成規模效應，勞動生產率就會有較大的提高，勞動力成本也會被攤薄。五是物流成本，包括運輸、倉儲、中轉、裝卸等環節的費用都會隨著規模增長而攤薄。六是市場開拓成本，每進入一個新市場都要進行相應的市場調研、用戶分析、產品定位、渠道拓展等，中國本身是一個單一市場，同一套策略、同一種產品就可以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大大降低了市場開拓費用。以上六個環節，每個環節哪怕降低5%的成本，六個環節總體會把制造業成本降低30%。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規模優勢可以影響到整個制造業成本的 30%—40%，一旦達到了充分的規模，就可以把價格壓低 30%—40% 左右，以價格優勢打敗國外的競爭對手。由于有了這樣的一種優勢，中國人造什么，什么東西在世界上成本就下降30-40%，中國制造成了跨國公司超額利潤的粉碎機，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今中國的一個核心競爭力就是超大規模市場形成的低成本優勢。這種低成本優勢成了當下破解美國跟中國脫鉤，搞地緣政治，想把產業鏈、供應鏈從中國拉出去，讓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轉移出去始終無法成功的基礎性的原因。

當下中國人的招商引資，不再是用勞動力比較優勢或者土地成本，或者各種各樣的較低資源成本，砍胳膊砍腿讓渡利潤吸引人家。現在的招商主要是兩條，不管是企業出去還是地方政府出去，總之兩種招商。

一種是“銷地產”。即在主要的銷售市場組織生產，直接滿足當地需求。這就需要當地市場足夠大。中國有大市場，你的產品生產出來全部在中國銷售，與在別地生產后通過進口來滿足當地市場的模式相比，銷地產至少有四個優勢：一是可以繞開進口保護關稅的限制；二是由于在銷售地組織生產，自然降低了物流成本；三是可以更加及時準確地掌握市場信息，根據客戶需求調整產品設計，更加敏捷地滿足客戶需求；四是由于在當地組織生產，稅收、利潤和 GDP 都留在了當地，產生的就業也都是當地的，自然形成與當地政府的良性互動，也更容易減少各種非貿易壁壘。

比如上海前幾年做了件漂亮的事情，把美國的特斯拉引進到上海生產，既大幅度的降低它的制造成本，同時中國的大市場又讓車輛供不應求。這就是典型的銷地產，讓特斯拉從破產的邊緣翻了身。特斯拉的股票市值從2012年起初2000億美元后來跌到1000億美元以下，到了2019年在中國上海一生產銷售立馬股票市值上升到5000億美元，現在進一步發展到1萬億美元以上，我們認為5000-10000億美元和上海無關，但是1000-5000億美元就是中國上海給他創造了一個臺階。于此，馬斯克就有特殊的理解，幾天前美國一個議員公開場合問馬斯克，你認為美國現在對中國的阻攔最終是不是會使得中國不能夠在5-10年趕上美國。馬斯克說癡心妄想，10年內中國一定會超越美國，30年以后中國會是美國2-3倍的GDP總量，這是阻擋不了的，美國只有和中國搞好合作才是最正確的。他這個講話比我們的干部講的思路還清楚，總得來說他是有特殊體會。

一種是“產地銷”。就是在一個地方生產產品后直接銷往世界各地。這種模式下，一般需要當地營商環境符合五個條件：一是當地產業鏈配套比較齊全，更容易形成各種產業集群；二是交通、物流、電力等基礎設施條件優越；三是勞動力素質高、成本低，且足夠充裕；四是開放條件好，企業進行進出口貿易非常便利；五是當地的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配套齊全。企業在這里生產出產品后，從產地直接銷售到全球市場。比如蘋果手機有一半出自在中國鄭州的富士康，2020 年出貨將近 1 億臺手機，極大部分由蘋果公司銷往世界各地。這背后是圍繞著富士康，鄭州做了大量的產業配套，集聚了零部件供應商、運輸企業、其他組裝環節廠商等，甚至為富士康設立了綜合保稅區，形成了超千億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

跨國公司選擇這兩種模式是精心計算的結果，是考慮了各種不確定性后的理性選擇和最佳方案。因為這兩種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弭各種不確定因素帶來的沖擊。比如產地銷模式，蘋果和富士康之所以選擇鄭州作為生產組裝基地，是因為這里的勞動力資源豐富、物流和相關產業配套較好、政府的營商環境不錯，是經過系統考察、精心計算后的決策，而絕不是隨意的投資沖動。同樣地，特斯拉之所以選擇中國上海作為“銷地產”的基地，也是因為可以近距離獲得客戶，而獲得客戶是應對一切不確定性的最大確定性。所以綜合這兩種模式，我們反過來思考全球化。未來只要人類社會各種消費需求在不斷增長，跨國的投資貿易就不會停滯，還會繼續增長，只不過將會以更加集約、更加經濟的方式來呈現。

當前出現的產業轉移現象是多重因素的結果，從長遠看未必是壞事。最近一段時期，一些產業看上去有“孔雀東南飛”的跡象，轉移到了東南亞等地區。這里面有多重因素。一是美國對華搞貿易戰，到現在為止，加征的關稅絕大多數仍未取消。很多原來“在中國、為美國”的產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轉移，轉移到東南亞去了，目的是為了取得原產地認證，規避關稅壁壘。二是疫情下我們這兩三年交通不便，工作活動方式不便，也的確導致一些企業往外走。三是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綜合要素成本短期內的確有一定比較優勢。這些年來中國的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的確有所上升，這是事實。四是東南亞一些國家如越南加入了不少自由貿易協定，自己也采取了很多力度比中國還大的稅收優惠措施。五是RCEP生效后，利用原產地累加規則，一些企業即使搬到東南亞了，也可以免關稅進入中國內地市場，即實現“在東南亞、為中國”。

對這些問題怎么看？不妨從以下幾方面分析：一是轉移出去的不少產業是中國自己的民營企業，出于規避關稅壁壘的考慮，適當調整布局，無可厚非。二是目前轉移出去的企業多以服裝鞋帽為主，雖有一些電子元器件，多以裝配組裝為主。這也是適應東南亞國家所處發展階段所需要的。三是隨著東南亞這些國家經濟增長，本地的需求也會驅動“銷地產”的基本邏輯，即“在東南亞、為東南亞”，所以一些跨國公司在東南亞開展布局，也是合理的，自然也會帶動原來在中國的配套企業跟著走出去。

至于會不會形成大規模的“撤離中國”的浪潮，我認為不會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對關稅壁壘比較敏感的往往是很多低附加值產品，而對中國主力出口的機電產品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產品不會形成大的影響。這幾年對美出口不降反升就是例證。二是中國對外貿易中，第一大貿易伙伴不是美國，而是東盟、接著是歐洲。美國加征關稅，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交往并無大礙。三是看上去一些國家勞動力便宜，但中國有高技能工人隊伍，這些人勤勞、吃苦、綜合素質高，而且規模龐大，中國還有世界規模最大的科技研發人才隊伍，達1.14億，人口優勢正在轉化成人才優勢。至于土地，我認為隨著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啟動，這方面必將釋放出新的巨大紅利，土地要素成本也將下降。此外，中國正在掀起世界最大規模的清潔能源建設浪潮，那個時候綠電將成為我們的新優勢。所以未來中國將擁有新的綜合性要素成本優勢。

更為重要的是，目前產業轉移的目的地基本上是RCEP成員國。這未必是壞事。隨著RCEP的實施，中國與RCEP國家將形成日益緊密的產業鏈供應鏈聯系，將來會出現“在中國，為中國”“在中國，為RCEP”“在RCEP，為中國”“在RCEP，為全球”等多種產銷模式。那個時候，中國大市場疊加RCEP大市場、中國的雙循環疊加RCEP大循環將深刻改變世界產業鏈供應鏈版圖。

俄烏戰爭下，去年是中國實體經濟裝備制造、重資產投資的外資最多的年份，創下這些年最高，外資到位數增加了9%，合同增加了30%，都是指的裝備制造業。原因就是俄烏戰爭下歐洲的能源價格上漲，使得營商環境惡化、制造成本大幅度提升，歐洲的許多制造業企業就搬到中國來了。連美國波音飛機也因為銷地產的原因，把總裝廠放到中國來，這都是20年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實際上中國是世界最重要的制造業的基地，是世界制造業的壓艙石。我們要用銷地產、產地銷的優勢功能進一步吸收歐美包括阿拉伯等世界各國來中國投資。

三、以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為重點，掌握產業鏈布局的主動權

應對當前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關鍵是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要在確保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相對穩定（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的同時，推動制造業的智能化、綠色化、集群化、服務化。在產業鏈布局發展過程中，我們不能光靠著大市場吸引別人，這個優勢可能今后10年、20年一直存在是我們的核心優勢，但是我們真正要把產業鏈布局的主動權拿在手上就要搞創新。創新是產業鏈布局的主動權的關鍵所在。

一是要進一步擴大開放加快補鏈擴鏈強鏈。要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通過更大水平的開放，實施“補鏈”“擴鏈”和“強鏈”行動計劃，實現更高層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

二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組織上中下游產業鏈水平分工，又能實現垂直整合的制造業龍頭企業。中國制造業門類齊全，實際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個十分突出的產業能力——即對復雜產品的組裝能力。不要小瞧了這一能力，因為它是成百上千的企業組成的產業鏈上的龍頭企業。這一能力的背后是對企業管理水平、供應鏈組織能力的集成，也是我們不可多得的一大優勢。這種能力的形成一方面與剛才說的產地銷和銷地產模式分不開，另一方面與中國的基礎設施水平、產業配套能力、高素質的熟練工人隊伍以及日益精進的科研開發能力是分不開的。

三是要培育中國自己的生態主導型的“鏈主”企業。當前，中國在部分領域已有此類企業出現，比如華為。我們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國大市場為這類企業推廣其應用、迭代其技術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勵這類企業樹立全球視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過搭建國際交流、項目合作和市場開拓平臺，幫助這類企業在全球開展知識產權、行業標準的布局。三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生態主導型的“鏈頭”企業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層技術上形成自主的知識產權。支持此類企業發展壯大，強化其知識產權保護就是從根上對其競爭力形成有效保護，這方面需要持續加強。

四是謀劃和布局一批符合未來產業變革方向的整機產品。這是新一輪產業變革制高點。產業鏈集群化真正的主戰場，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萬億美元級別的耐用消費品。事實上，全世界每一次工業革命就會有四到五個代表性的耐用消費品進入千家萬戶，成為風靡一時的消費主流。比如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典型特征是機械化，對應的是鐘表、自行車、縫紉機等；第二次工業革命是電氣化，出現了汽車、空調、電視、冰箱、洗衣機等；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信息化，出現了電腦、手機等。這些產品的市場規模往往超過萬億美元級，哪個國家、哪個城市能夠把這些產業發展起來，就會在國際競爭中走在前列。現在我們正在經歷以數字化綠色化為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必將有新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從符合未來產業變革方向的整機產品入手打造戰略性全局性產業鏈”就是這個意思。今后二三十年，能夠形成萬億美元級別市場的“五大件”，大體上包括以下五種：一是無人駕駛的新能源汽車。二是家用機器人。三是頭戴式的AR/VR眼鏡或頭盔。四是柔性顯示。五是3D打印設備。要積極進行前瞻性布局主動出擊，圍繞這些重點產業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鏈集群。

之前三次的工業革命我們是跟進，人家發明創造我們是舶來品或者引進消化吸收，產品雖然生產的最多但是原創是人家的。現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既有跟進的，也有并跑的，也有領跑的。比如新能源汽車我們現在處在領跑位置。機器人我們可能還在跟進階段等等。在第四次工業革命里面我們力爭做到在跟跑、并跑、領跑中我們能更多的領跑，最終創新出新的終端整機產品，也就是“十四五到2035年”規劃講的要在“十四五到2035年”期間，更多的通過前瞻性的創新驅動，使得進入老百姓家庭的消費類終端產品能由我們創新發展并走向世界。這樣的話這種產品的鏈頭、龍頭、代工都會是中國自己主動布局，然后我們布局到天下到各個國家去銷地產、或者產地銷，這樣我們就把產業鏈發展的主動權真正掌握在中國自己的手中。

我今天就講這些，謝謝大家！